林震是一九五三年秋天由师范学校毕业的，当时是候补党员，被分配到这个区的中心小学当教员。当了教师的他，仍然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：清晨练哑铃，夜晚记日记，每个大节日——五一、七一、十一——之前到处征求人们对他的意见。曾经有人预言，过不了三个月他就会被那些生活不规律的成年人“同化”。但不久以后，许多教师夸奖他也羡慕他了，说：“这孩子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除了工作，就是工作……”
他也没有辜负这种羡慕，一九五四年寒假，由于教学上的成绩，他受到了教育局的奖励。
人们也许以为，这位年轻的教师就会这样平稳地、满足而快乐地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。但是不，孩子般单纯的林震，也有自己的心事。
一年以后，他经常焦灼地鞭策自己。是因为社会主义*的推动、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的召开，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？
他已经二十二岁了，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当我××岁的时候》，他写成《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，我要……》。现在二十二岁，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，没有功勋，没有创造，没有冒险，也没有爱情——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。他努力工作，但是他做得少、慢、差。和青年积极分子们比较，和生活的飞奔比较，难道能安慰自己吗？他订规划，学这学那，做这做那，他要一日千里！
这时，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。“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，我成了党的工作者……”也许真正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了？他抑制住对小学教育工作和孩子们的依恋，燃烧起对新的工作的渴望。支部书记和他谈话的那个晚上，他想了一夜。
就这样，林震口袋里装着《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》，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台阶。他对党的工作者（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）的生活，充满了神圣的憧憬。但是，等他接触到那些忙碌而自信的领导同志，看到来往的文件和同时举行的会议，听到那些尖锐争吵与高深的分析，他眨眨那有些特别的淡褐色眼珠的眼睛，心里有点怯……
到区委会的第四天，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。去以前，他看了有关的文件和名叫《怎样进行调查研究》的小册子，再三地请教了韩常新，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一篇提纲，然后飞快地骑着新领到的自行车，向麻袋厂驶去。
工厂门口的警卫同志听说他是区委会的干部，没要他签名，信任地请他进去了。穿过一个大空场，走过一片放麻袋的露天货场与机器隆隆响的厂房，他心神不安地去敲厂长兼支部书记王清泉办公室的门。得到了里面“进来”的回答后，他慢慢地走进去，怕走快了显得没有经验。他看见一个阔脸、粗脖子、身材矮小的男人正与一个头发上抹了许多油的驼背的男人下棋。小个子的同志抬起头，右手玩着棋子，问清了林震找谁以后，不耐烦地挥一挥手：“你去西跨院党支部办公室找魏鹤鸣，他是组织委员。”然后低下头继续下棋。
林震找着了红脸的魏鹤鸣，开始按提纲发问了：“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，你们发展了几个人？”
“一个半。”魏鹤鸣粗声粗气地说。
“什么叫‘半’？”
“有一个通过了，区委拖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批下来。”
林震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。又问：
“发展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，有什么经验？”
“进行过程和向来一样——和党章的规定一样。”
林震看了看对方，为什么他说出的话像搁了一个星期的窝窝头一样干巴？魏鹤鸣托着腮，眼睛看着别处，心里也像在想别的事。
林震又问：“发展工作的成绩怎么样？”
魏鹤鸣答：“刚才说过了，就是那些。”他好像应付似的希望快点谈完。
林震不知道应该再问什么了。预备了一下午的提纲，和人家只谈上五分钟就用完了，他很窘。
这时门被一只有力的手推开了，那个小个子的同志进来，匆匆忙忙地问魏鹤鸣：“来信的事你知道吗？”
魏鹤鸣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。
小个子的同志来回踱着步子，然后撇开腿站在房中央：“你们要想办法！质量问题去年就提出来了，为什么还等着合同单位给纺织工业部写信？在社会主义*当中我们的生产迟迟不能提高，这是耻辱！”
魏鹤鸣冷冷地看着小个子的脸，用颤抖的声音问：“您说谁？”
“我说你们大家！”小个子手一挥，把林震也包括在里面了。
魏鹤鸣因为抑制着的愤怒的爆发而显得可怕，他的红脸更红了，他站起来问：“那么您呢？您不负责任？”
“我当然负责。”小个子的同志却平静了，“对于上级，我负责，他们怎么处分我我也接受。对于我，你得负责，谁让你是生产科长呢！你得小心……”说完，他威胁地看了魏鹤鸣一眼，走了。
魏鹤鸣坐下，把棉袄的扣子全解开了，喘着气。林震问：“他是谁？”魏鹤鸣讽刺地说：“你不认识？他就是厂长王清泉。”
于是魏鹤鸣向林震详细地谈起了王清泉的情况。王清泉原来在中央某部工作，因为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受了处分，一九五一年调到这个厂子当副厂长，一九五三年厂长调走，他就被提拔成厂长。他一向是吃饱了转一转，躲在办公室批批文件下下棋，然后每月在工会大会、党支部大会、团总支大会上讲话，批评工人群众竞赛没搞好，对质量不关心，有经济主义思想……魏鹤鸣没说完，王清泉又推门进来了。他看着左腕上的表，下令说：“今天中午十二点十分，你通知党、团、工会和行政各科室的负责人到厂长室开会。”然后把门砰地一带，走了。
魏鹤鸣嘟哝着：“你看他怎么样？”
林震说：“你别光发牢骚，你批评他，也可以向上级反映。上级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厂长。”
魏鹤鸣笑了，问林震：“老林同志，你是新来的吧？”
“老林”同志脸红了。
魏鹤鸣说：“批评不动！他根本不参加党的会议，你上哪儿批评去？偶尔参加一次，你提意见，他说：‘提意见是好的，不过应该掌握分寸，也应该看时间、场合。现在，我们不应该因为个人意见侵占党支部讨论国家任务的宝贵时间。’好，不占用宝贵时间，我找他个别提，于是我们俩吵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“向上级反映呢？”
“一九五四年我给纺织工业部和区委写了信，部里一位张同志与你们那儿的老韩同志下来检查了一回。检查结果是：‘官僚主义较严重，但主要是作风问题。任务基本上完成了，只是完成任务的方法有缺点。’然后找王清泉‘批评’了一下，又鼓励了一下我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精神，就完事了。此后，王厂长有一个来月对工作比较认真，不久他得了肾病，病好以后他说自己是‘因劳致疾’，就又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“你再反映呀！”
“哼，后来与韩常新也不知说过多少次，老韩也不搭理，反倒向我进行教育说，应该尊重领导，加强团结。也许我不该这样想，但我觉得，也许要等到王厂长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，上级才会重视起来！”
林震出了厂子再骑上自行车的时候，车轮旋转的速度就慢多了。他深深地把眉头皱了起来，他发现他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有重重的困难，但他也受到一种刺激，甚至是激励——这正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啊！他想着想着，直到因为车子溜进了急行线而受到交通民警的申斥。（未完待续）